写下这个题目,自己也不免觉得有些古怪。
孟心史的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中有一篇《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》,是很有趣的文章。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、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,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。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,又增修了由京至芦、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“会办商务大臣”盛宣怀,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。陶兰泉(名湘,是有名的藏书家)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,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。
那是75年前,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。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。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,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。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,白天玩不够,晚上再来玩,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。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——恭谒西陵。总之,西太后的“洋为中用”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。
孟心史记述道:
兰泉承宣怀旨,车中备铁床、茵褥枕被。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,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。床横置,面车窗,以巾幔,围之。……床侧一门,启之即如意桶。如意桶者,便溺器也。底贮黄沙,上注水银。粪落水银中,没入无迹。外施宫锦绒缎为套,成为绣墩。
看看这些办法,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,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。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,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,转动不便。现在换为铁床,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,要连呼“晓事”了。不过这一点,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。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。那构思之奇妙,真是常人所不能了。中国的水银矿开采,历史不能说不久。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,使尸体不坏(通称“水银葬”)外,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,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。
西大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。去过颐和园的人,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,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。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,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。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,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;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,也毫不费力。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。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,我虽多次参观,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。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,听到“老佛爷”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。
总之,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、重视现代化,是无疑的。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。而从辛酉以来,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。她深知“外患固宜亟平,内忧尤当早虑”的道理,而“海疆不靖”,则是由于“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”。她看出,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,不是个好办法;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,就在这园里搞“现代化”玩玩来得稳当、实惠。
为什么要关起园门来搞“现代化”呢?那是因为她认识到,现代化是万万不可公开推广的。一旦公开,蚁民们就会睁开眼睛,看到新事物,想到新问题,心也就会活起来。那可是对她的江山十分不利的。在戊戌一役,她是得到过切实的教训的了。因此,尽管她自己玩得起劲,但对蚁民们还是不停地痛斥“奇技淫巧”。连如意桶那样的好东西,也不肯推广。这就是用一张“洋、名、古”“封、资、修”的大封条企图把一切外来的现代化新事物统统挡之于国门之外的“妙策”的先河。
(选自《榆下说书》,黄裳著,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)